90年代初，我出生在一个小村子里。

那是计划生育最为严厉和疯狂的时候，我的上面有四个姐姐。

能够顺利生下我，也算一个奇迹，经历过或者了解过的人都知道那时候计划生育是个什么情况，可以说是惨绝人寰。

母亲生下我的时候42岁，父亲45岁，父亲在我半岁的时候出了意外离开了人世。

母亲历经千难万险生下我，对我是特别的宠爱。

进入初夏的时候，气温已经稳定，村子里同龄孩子已经迫不及待的穿上短袖拖着凉鞋跑到村子北边，那时候的孩子没有玩具，河边就是天堂，河水很浅只没小腿。

里面有许多新鲜稀奇的活玩意，可以捉出来玩，我也不例外，我向往那里。

母亲却不肯我去，她说河边危险，有水怪，会吃小孩的那种。

看着别的孩子捉回来泥鳅，田螺，或者是一些叫不上名字的鱼，他们三五成群的围在一起互相炫耀，脸上的表情就像电视剧里凯旋的将军。

六七岁的我怎么可能受得了这样的诱惑。

我趁母亲下地溜到了河边，这是我第一次来这里，因为之前的每一天，不是母亲守着我就是派姐姐们看着我，不准我乱跑，母亲说怕我会磕到碰到。

我活动的范围就是以家为中心划一个直径十米的圆。

那天，天空突然飘来一大片乌云，黑压压的逼下来，眼看要下雨了。

母亲着急下地收庄稼把四个姐姐也拉去帮忙，我才得以脱身。

河边景象真壮观，十几个孩子挽起裤腿光着脚丫在河里专注的研究着。

我也跃跃欲试想要下水，几个大点的孩子却在一旁哄然大笑。

“你也敢来玩吗，你妈不是不叫你来河边吗？”

“水可是很凉的，你能下来吗？”

“你要下来也行，就是离我们远点，你妈那么宝贝你，要是你不小心摔倒了，你妈再埋怨是我们把你推到的。”

他们你一言我一语，像戏台上唱戏的，只是让人感到滑稽可笑的却是我。

我杵在原地，一瞬间不知道是走是留，想找个地缝钻进去，那一刻脸火辣辣的灼热着。

整个人木了一样，关节里灌了铅般沉重，自卑，羞耻从血液里扎根生长。

我的身体突然变成了一个异类，已是初夏二十多度的天气，我身上穿着长袖和厚外套，长裤拖地，长袜布鞋，全身包裹的密不透风，站在他们当中，我像背着沉重的壳。

虽然我后背布满细密的汗珠，但是我不敢脱掉衣服，因为母亲不允许。

母亲总是苦口婆心的教导我：“放放乖，把外套穿上，穿上就不会生病了。”

我看着母亲手中的外套向我逼近，慢慢的变成了一张网。

我反抗，用手推开。

母亲的脸冷了下来：“让你穿个衣服就这么难吗？你爸死的早，小时候你身体不好，把你养这么大，我多不容易，受了那么多苦，好不容易把你养大。现在让你穿个衣服你都不愿意了，成心气死我吗？”

母亲话落，眼睛里立马布满雾气，慢慢凝结变大，最后承受不住重量，变成水珠滑下。

那是我一直以来莫名感到最害怕的液体。

我变成一个玩偶屈服了，母亲把手里的网套在我身上，扣上扣子收紧，几乎勒的我喘不上气。

母亲满意的笑了。

九岁的一天，我呆坐在院子里，盯着院墙看着它们慢慢的变成了可以移动的，一点点向我逼近然后收紧，我的空间越来越小，直到我被卡住动弹不了。

我恐惧的拍打着，叫喊着，筋疲力尽。

始终我都走不出去，别人也进不来。

孤独像天上下了沙子雨把我掩埋，不能呼吸。

我没有伙伴，母亲说，好好学习将来考上清华北大，为她争光。

母亲说，不能和坏孩子玩，会影响学习成绩。

母亲说，放学就赶紧回家写作业，不准出去玩。

母亲说，我是她这一辈子的指望。

我像头戴紧箍咒的孙悟空，当母亲念起咒语时，我虽然头痛欲裂但是不得不听从她的一切指挥。

我怕她生气，我怕她哭。

对我来说，她就是厚重的围城。

我的四个姐姐，她们和我生活在一个家里，交集却少的可怜。

大姐大我15岁，二姐大我12岁，三姐大我10岁，四姐大我6岁。

大姐二姐三姐出于自觉和责任，像个长辈一样照顾我，忍让我，表面上看着亲切，实则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疏远。

四姐和我争抢过东西，母亲知道后，拿着擀面杖在院子里追着她打。

母亲的谩骂声和四姐的求饶声在院子里回荡。

四姐的身上一块红一块红的，很醒目，她啜泣着，母亲仍然不解气，指着她们四个警告着：“你们谁都不能欺负你弟，谁再敢，我打死她。”

母亲的偏袒毫不掩饰。

家里穷，鸡蛋是很宝贵的美食，在家里，只有我有资格吃，四个姐姐想吃是不可能的。

后来大姐二姐陆续被母亲安排去了南方工厂，再后来是三姐，最后是四姐。

母亲没有问过她们是否愿意，只是觉得该去打工了，就停止学业把她们流放了。

每个人离开，母亲都会叮嘱：“挣钱了就打回家，存起来给你弟上大学和娶媳妇。”

母亲的重男轻女是一条线，把我和四个姐姐分割开，那条线日积月累的加深加宽，最终成了不可逾越的鸿沟。

我知道一直以来，四个姐姐打心底厌我，恨我，却迫于母亲的威力，表面上敬我，忍我。

这就和屈打成招一个感觉。

村子里农闲的时候，大伙爱三五扎堆在一起唠嗑，有的没的天南地北家长里短的聊。

这个时候母亲也会带着我溜达，我走在她身后，看到她的头微微上扬，努力骄傲着，在农村，有儿子的总感觉腰杆硬，没儿子的都没脸凑人堆里。

农村人大部分爱逗孩子，母亲总把我拉在身后，说：“俺儿害羞，话少。”

这样一来，一些以逗孩子为乐的大人就没法施展自己的本领了。

从此，我被贴上了永远撕不掉的标签：内向，怕生，闷，不爱说话，娇气。

而我也真的成了这样的人。

我的成绩很好，小学的时候一直保持着班级第一，从来不敢下来。

只有一次期末考试，我排在了第二名，母亲哭了一宿。

哭着声讨着，把她这么多年的苦和累像倒豆子一样，一遍又一遍。

我内心煎熬的像个罪人一样，恨不得有把刀可以让我以死谢罪。

我拼命的背书，拼命的做题，除了上厕所吃饭睡觉，我都在学习。

只为了不再看到母亲的眼泪。

我害怕那种感觉，那是一种精神上的的折磨。

同学们都叫我书呆子，闷葫芦，没有人愿意和我玩，我也没时间和他们玩。

初三那年我15岁，很突然的有一天，我心里有个声音在呐喊：

“别上学了，天天学习有什么意思，像个傻呆子，自由多开心啊，解脱自己吧。”

那时候我开始焦虑的晚上睡不着，母亲每天在耳边念叨：

“放放，一定要考上重点高中啊，妈全靠你给我争光了。”

“咱们村子去年有一个考上重点高中的，那风光的请了歌舞唱了三天，放放，你也一定要考上，妈也给你请歌舞庆祝。”

“放放，妈把你拉扯大太不容易了，你爸走的早，我能指望的只有你了。”

我努力压制心底乱窜的情绪。

我失眠更厉害了。

一天，天都亮了，我还没睡着。

我突然听到有金属断裂的声音，是我心里的弹簧，这么长时间，它承载了太大的压力，太多的期盼，动弹不了，甚至呼吸困难。

它抗议着，反弹着，抱着同归于尽的绝望，它碎了。

我收拾了所有和学习有关的东西，一股脑的倒在院子里，泼了汽油，按开打火机。

轰的火苗窜很高。

我有一种报复的快感，解脱的愉悦，我冷笑着。

母亲听到动静，疯了一样从屋子里跑出来，手忙脚乱地灭火，样子很滑稽。

书本和试卷遇到汽油，那燃烧的速度够快，母亲救也救不下来了。

她哭天喊地的一屁股跌坐在地上，猛然惊醒一样，她红着眼起身到我身边。

高高的举起右手。

我看着她，我们对峙着。

我心里祈求：打我啊，快点打我吧。

身体的疼痛好过精神的凌迟。

母亲咬了又咬后槽牙，脸憋的通红。

她的巴掌终究没落下，她多么疼爱我啊，从不舍得碰我一个指头。

她蹲在地上嚎啕大哭，哭声带着发泄的绝望。

动静引来了村民，不一会院子里站满了人，从高处看的话，一个个人头涌动，像一群黑乎乎的乌鸦。

几天后，我随着一群人南下去了深圳电子厂，是母亲安排的，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。

我告诉她，我喜欢动手，想去技校学做衣服。

母亲一脸鄙夷，做衣服能有什么出息，一个男孩子去学做衣服，丢人。

然后她像被按了开关一样，泪如泉涌，情绪随着血液流动游遍全身。

把这几十年的辛酸剥开又剥开，一遍比一遍厉害。

她说，书没念成，这条路没行通，既然我像吃了秤砣一样，她也想开了，那就去挣钱吧。

她说：“这年头只要能挣钱就行了，攒几年钱，娶个媳妇，生个孙子传宗接代，也算没白养活你，我脸上也有光。”

母亲把期盼转了方向。

我想为自己争取一次，我一心想去学做衣服。

母亲开始绝食，躺在床上不吃不喝不说话，我也沉默着以示反抗。

我隐约觉得，这次反抗失败的话，怕是一辈子就这样了。

母亲先沉不住气了。

她拿着农药就要喝，她说不想活了。

那一刻我明白，我对母亲是既爱又恨。

我说：“我去，我去打工。”

母亲放下农药，松了一口气，她说：“放放，我是为你好，学衣服没出息，踏实挣钱才是实在的，我马上六十岁了，还能有多少年活头，就盼着你结婚给妈生个孙子了。”

我后背莫名的发凉，未来，以后，我没有期盼。

工厂的日子就像车间的机器一样，运转不停而且麻木枯燥。

我察觉到自己和别人不一样。

他们喜欢结伴，喜欢聊天，会说能笑还能闹，像是在贫瘠土地上开出了花。

而我喜欢独处，讨厌说话，安静的像废弃的机器，木木的躺在角落里。

没有什么人能让我开心，没有什么事能让我有兴趣。

我想自己大概是病了。

灵魂受不了煎熬飞上了天空，看着一副肉身在人间继续活着。

浑浑噩噩三年，工资每个月如期打给母亲，我一次都没有回过家。

春节母亲打电话给我，我说假期工资高多挣点。母亲特别欣慰。

她说，村子里的人都夸我能干能吃苦，羡慕她养了个懂事听话的好儿子。

通过电话线，我能看到母亲飞扬的神色。

母亲说，她开始张罗给我相亲的事，等觉得有合适的让我回去见一面。

我说，好。

心里想，我配吗，我能吗？

她觉得好就行，我无所谓。

不久，工厂出现问题倒闭了，人都被遣散了，回家的回家，找新工作的找新工作。

我却流荡着。

我的右手食指和中指少了两个关节，没有地方愿意收，毕竟厂里的工作全靠手的，手不行了，谁会要。

谁愿意收一个残疾人。

对，残疾人，听着多刺耳，可这是事实。

我的手是在干活时被机器吃进去了。

厂里检查机器没问题，单纯就是因为我自己分心，但是毕竟是在工作时出了事故，厂里算了工伤，医药费全包，还赔偿了一些。

把我安排在仓库拆箱子。

这事我没和母亲说。

我怕，我怕她哭天喊地寻死觅活，我残疾了这是多么丢脸抹黑的事啊，她受不了的。

就像一副画，画错一笔，这幅画就毁了。

作画的人经受不了这种打击。

流荡一个月，我手上也没有钱了，每个月为了多打钱回家向母亲证明我的努力，我给自己留很少的生活费。

一分钱也没有了，我躺公园长椅，捡剩饭，像条狗一样。

十八岁该如盛夏翠绿的树叶一样，我却是路人脚下的一片枯黄。

我打电话给母亲，我说：“工厂倒闭，我想回家了。”

母亲压低声音，好像怕人听到一样：“那你赶紧再找个活接着干啊，现在也不过年也不过节的，你回来干嘛，人家都在外面挣钱的，就你回来，摆着让村里人说闲话，你再找活，等过年了再回来啊。”

我说好。

开始了新一轮漫无目的地飘荡。

夜深了，桥上稀稀拉拉的几个人，我趴在栏杆上，听到河水在说话。

它说：“下来吧，你一个人多孤独啊，我也孤独，你下来和我作伴吧。”

我被它迷惑，受它指使。

我翻身跃下的那一刻，感觉自己是条鱼，自由自在，又轻松又愉悦。

河水有点凉，我却觉得被包裹的很温暖。

母亲的眼睛红肿着，嘴却咧着弧度。

我木木的躺在床上，不想说话，不想思考，母亲也没有言语。

空气像凝结一样，只剩呼吸声。

我记得我落入水后被人救了上去，被送进了医院，医生联系了母亲，母亲坐火车来到了医院。

脑子清楚，却不想醒来。

医生说，我的心理病了，需要家人配合积极治疗。

我闭着眼睛都听到了。

也听到了母亲捂嘴的抽泣声，捶胸顿足声。

母亲坐在床边，说：“有病就好好的治。”

过了一会，她像是对着我说，又像是自言自语，又像是对着过去的岁月说：“是我错了。”

我把头扭向一边，泪流了一串一串。

我多想把过去掩埋在泪水里，尘封在岁月里，缄口不提，当做一场梦。

再醒来时，已是春暖花开